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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慢火车” 迈进幸福年******

　　【一线见闻】

　　光明日报记者 訾谦 光明日报通讯员 于海

　　又到一年春运时。神州大地上，一列列“复兴号”“和谐号”载满了踏上归途的旅客，飞驰的列车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息。在陕西，一列开行在秦岭山区、最低票价仅3元的6063次公益“慢火车”，也为沿线居民带来了新春的喜悦。

　　1月9日清晨，在新疆乌鲁木齐打工的李承仓经过K1538次列车30个小时的路途，终于抵达“中转站”陕西宝鸡站，在这里，他还需要倒一趟6063次“慢火车”，才能到达自己的家乡甘肃宏庆。

　　李承仓的身边放着一件半人高的拎包，还有一件用床单裹起来的行李。“这里面全是新疆特产！开心果、巴旦木，还有大枣，带回来给孙子尝尝！”

　　李承仓将要乘坐的6063次列车被誉为“秦岭最美小慢车”，已经开行了65个年头，全程350公里，沿途停靠秦岭深处的32个车站，大部分是乡村小站，车上的乘客有进城卖菜的老乡，也有上下学的孩子们，日常通勤的务工人员，可以说6063次列车就是山里的“铁路公交”。

　　以往，山里的村民们大多没有收入来源，只能在家种些蔬菜瓜果，养些鸡鸭鱼鹅。对他们来说，6063次列车就是免费货车，所有的蔬菜、水果、家禽，无论多少，都不收一分运费。如今虽然大家都富裕了，但把火车当货车的习惯却延续了下来。

　　今年58岁的向宝林是6063次“慢火车”的列车长，已在铁路部门工作40余年。据他介绍，临近春节，大家都在备年货，许多老乡刚把特产提上车，就被别的旅客直接买走了，为了方便老乡卖货，他也会把一些卖菜信息通过广播推广出去，列车俨然成了一座“小型菜市场”。

　　今年中国铁路西安局还为管内担当的七对公益性“慢火车”全部升级为空调列车，6063次“慢火车”也升级了。“升级后，车厢环境更加温暖整洁。”向宝林说。

　　“慢火车”承载的不仅是乡情，更是公益。如今的高铁时代，像6063次这样的“慢火车”在祖国的偏远地区仍有81对，日均发送旅客超6万人次。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铁路人肩上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始终未变，这些“慢火车”将继续为飞速前行的中国社会做好基础保障，让山区人民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5版）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